Author: lancelot

　　文/龙应台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联合早报网》

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我从五岁的时候自己独自回家之后，就没怎么迷过路。印象中只有那次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人民路上迷路过，因为那条路是环形的，我却把它当作直路了,当然，这和我没出去玩过多少地方有关

第一天到公司上班是同事带着坐公交去的，回来的时候是走回来的。当时觉得路蛮简单的，第二天一早，一伙人就自信满满的出发去公司了。

结果刚走到第一个路口，我们就懵了——找不到公交车站了，然后我就试图走过去，结果越走越不对劲，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麻烦大了——我们不只到公司的位置和名字，也不知道宾馆的位置和地址，更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还好旁边有个公交车站，站台上的地图指出了现在所在的位置，我能根据地图返回宾馆，但是我们公司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这里仅有的一个略懂法语的人在问了路之后，我们开始走回头路。走到原来的那个道口之后，我们选了另外一条岔道，走下去发现了昨天记得走过的Place Hoche广场——这边广场好多，我把她和Saint Anne广场搞混了。 然后越走越熟悉，最后终于在9:40分走到了公司。晚上只好晚些回来喽。

为了不再迷路，下班前找到了google earth好好研究了一番，可是还是没有地图可以用。研究好路线往回走，转过几个弯后方向感就全没了，因为这里的路口很多都不是直角的。 凭着对地图的仅有的记忆，最后终于没有绕路的走回了住处。

晚上，我得到了一份地图，这样，我就再也不会迷路了。

再次经过那个曾经迷路的路口时，我发现那竟然是个六岔路口，ft，我以前都以为是个五岔路口。

下了TGV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较大的车站，站台上有同事正在等着我们。自动扶梯坏了，只好拎着包往上爬，前面一个法国老太太也在拎着一个巨大的滑轮箱一步一步往上挪。她听到后面有声音，就让出路来示意我先走。我还有一只手是空着的，就想，不如帮她拎算了，正在琢磨怎么说才不会被当成打劫的，一个法国mm从上面下来帮她拎包了，我以为那是老太太的女儿，爬上楼梯才知道，刚才的那个mm也是来接我们的同事。

我们住的是公寓，每个房间每星期有人来换一次毛巾和床单，再做一些简单的清洁。 住进去发现住在五楼，顶上是阁楼的那种。除了睡觉，所有的电话，宽带设施都在楼下，有一个很陡的楼梯通道楼上。 老婆开玩笑说，我们已经提前进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了。可是我不喜欢——不能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能吧笔记本往旁边一放就睡过去，真是不爽。
房间里有个小小的厨房——所谓厨房，不过就是一个台面+吊柜，台面上有水池和用电的灶台。

同事带着我们出去吃饭，并且简单的把周围的环境讲了一下，我们住的离Saint Anne （圣安娜）广场很近，Saint Anne同时也是个地铁站，挺繁华的，周围全部都是饭店。进了一家中餐馆，里面的人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说的也不是粤语或者闽南话，我怀疑是越南人之类的，所以就出来了。又找了一家海鲜餐厅，老板娘——长得很像丁丁历险记里面的女高音歌唱家BIANCA CASTAFIORE (卡斯塔菲果)——也不会说英语，就从后面厨房（我发现厨房在法国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懂外语的特别多）里找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她是在这里留学的交换学生。当她试探着用了英语，然后是中文之后，我们仿佛听到了天籁之音……

Le Mans的中文名叫做勒芒，是个不大的小城市。

抵达Le Mans时，已经是十点十四分了，我强打着精神叫醒了三个睡得沉沉的同事，下了火车。Le Mans城市虽然不大，站台上的人当真不少。当我们下了TGV之后，顺着一条有taxi标志的地道一不小心就走出站了，连检票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到，不免有些不适应。

等到一辆Taxi，司机问我们是不是xx公司的，看来这里的中国人大都是我们公司派遣过来的，以至于司机们都熟悉了。

很快就到了预定的IBIC旅馆,reception 的是个ppmm，很西式的那种，脸长长的，鼻子高高的，带副黑框眼镜,总觉得像是公主日记里面的女主角。
安顿下来之后，已经是11点钟了，我们决定先去吃饭，再去公司报到。宾馆pp的reception给了一份Le Mans的地图，俺们就带着它上路了。

出了宾馆的大门是一条河，河对面就是一个教堂。

俺以前没见过世面，一直觉得教堂这种西洋景儿都是稀罕玩意儿，赶快捞起相机来拍了一张。后来才发现，法国到处都是教堂，教堂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在市中心逛了一圈，见到了好多餐馆，最后决定还是吃法国菜。走进街角一家红色的门面，发现竟然是家鳄鱼主题餐厅，ft。当时大概十一点多，所以我们对于餐馆是否开张都还心存疑虑。店里面的老板娘不懂英语，特特从后面找了个懂英语的厨子出来和我们交涉。两个英语都不是很好的人之间通过英语交流是再痛苦不过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就在被这种痛苦折磨了——折磨得我都忘了给这家餐馆拍张照片。”What’s this? Salad?” one of us asked with one finger pointed the menu. ”Yes，potato, tomato, vegetable, fish…” The waiter told us the meaning of each word blow that item. 我没有语言了，在基本上搞清楚什么菜是由什么做的之后，我点了一份套餐(formula): 牛排+甜点+咖啡。 当菜上来后，我就更ft了，好大的一个盘子啊，里面放满了炸土豆条，生菜和牛排。好不容易消灭掉这些，上来了一个小的浅盘，里面盛了一块类似蛋挞的馅的东西——吃的好饱啊。

回公司的路上，照了几张照片：

宾馆门口的河：

又一个教堂：

Le Mans 街头:

晚饭在宾馆的餐厅里吃的，分量远不如中午的多——再后来吃过的所有的饭店都没有那一家给的多，而且那家鳄鱼主题餐厅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是几乎满座的。

晚餐结束:

总结了午餐和晚餐的经历后发现：法国餐馆的面包和凉水都是畅饮的。凉水就是从自来水管里面接出来的水。他们习惯于喝凉水。

晚上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下午我们有坐上TGV抵达Rennes(雷恩，但是好像法国人读He’n, 法语的r 发一个有点像he的音，特难发)

可惜一直没有搞到Le Mans的地图，最后只好拍了张公交车站里的地图了事

Paris & TGV

1月16日早上6点钟，飞机安全着陆巴黎戴高乐机场，突然想起那部法国搞笑片《疯狂出租车》里面的司机飞进马赛机场时的话。

在机场买了到Le Mans的TGV高速列车票，由于俺声称不满26周岁，还给了俺一张青年票，省了一百多块钱啊。可惜公司不肯和俺分成。TGV的车票真是贵啊，从巴黎到勒芒竟然要Euro 49,这大概相当于从上海到杭州的距离阿

记得当年刚到上海，一下火车，到处都充斥着的上海话，让俺觉得无所适从。这次就更惨了。看着车票上乱七八糟一个都不认识的蝌蚪们，俺感到了作为一个文盲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情——俺何止是文盲，俺听也听不懂啊，俺说都不会话了。

经过群策群力，连蒙带猜，再联系以前在穷游上看得攻略，终于根据车票找到了站台。还遇到了其它分公司过来出差的同事。站台上还不时有过来问路的中国人，感觉好像还在中国一样。

巴黎早上八点半都不亮天，所以拍出来的TGV模糊得没法看，就不上片片了。

TGV在巴黎附近停了好几站，开起来的感觉像地铁。Class2的座位像国内的软座，不过干净多了，也舒服多了，噪音小，开起来很平稳。

过了Massy(巴黎南面的一个站)之后，还有四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Le Mans了，中间不停。出了Massy站，列车开始加速，我感觉到耳朵一阵难受，平稳下来之后，发现列车速度剧快，不知道国内的列车什么时候能到这个水平。

从车窗看出去的日出后的景色(早上十点)

有一段时间阳光特别好，可惜没来得及拍照景色就过去了。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旅程，我们抵达Le Mans。

Tips：TGV的工作人员非常少，从进站到出站，我只看到两个，是列车上查票的人员。

进站的时候看到老外们都把票插在黄色的机器上打了一下，想起来穷游里面有人写的注意事项，就也依样画葫芦打了一下。车票上的Voit代表车厢号。我犯了经典错误——把列车上的大大的红色2当成了车厢号——其实这是二等车厢（Class2）的意思。代表车厢号的小字是在车门附近一个小小的液晶屏上显示的。在排队上车的法国人看到我们走来走去，就很nice的给我们指出了该上哪个车车厢。

列车每个站停的时间都不长(列车时刻表上都没写停靠时间)，记得不要上错车厢。我们坐的TGV5206和5209在戴高乐机场到Le Mans的过程中是同一列火车，然后在Le Mans会分道扬镳，分别开往Rennes和Nantes。

上车的时候大家都不争不抢，可能也和大家都有位子有关吧。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啊。

大件行李是在列车车门附近的专门的行李房里面放的。座位上只能放一些小件的行李。看到我们四个人的行李比较多，一个中年法国男士特意把他的行李重新放了一下，腾出更多空间来给我们放行李。

出国

23:55的飞机，本来订的法航的，多花了几K就为了图个安心，没想到法航竟然是委托东航运营的，早知如此，不如干脆订东航的票算了。

话说那天抵达机场，checkin机票，申报物品，出关，安检之后，在候机厅等到23:30,竟然传来飞机机械故障，正在维修的消息，真是ft了。晚了一个小时以后，终于登机起飞了。

在经过12个小时漫长的旅程之后，终于抵达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