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议会里。从九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晕眩的症状出现,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他的症状是胃绞痛,想呕吐。到了十二月底,预算要三读通过,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议员可以轮番上场,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湿雨焦灼不安、黑夜透着荒谬的清晨三时,我发现我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可能才有应酬,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在一个空荡荡的议堂里,半夜三更,这样谈文化,好像只有鬼在听。我心里在想,我知道,你以为我会谈雄伟的博物馆、华丽的音乐厅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时间,我会继续说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江南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坎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会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何谓底蕴,不过就是,没有学问、不识字的也自然会知道的礼数,因为祖辈父辈代代相传,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形,就是文化。农妇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她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得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对后世的影响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却是一致的。
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